总统府的门卫认识唐丽娜，敬了个礼，然后有些为难地说总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暂时不能通报。
唐丽娜说好，我在这里等。
那场会议开了四个小时，她在门厅的长椅上坐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里，徐云舟从歷史、经济、国际政治的角度，把这场暴乱的来龙去脉拆解给她听。
他说这不是偶然，是有人在背后点火——西方势力想在东南亚復刻顏色革命，佛逝国是跳板。
他说排外骚乱从来不是底层民眾自发的，每一场排外骚乱背后都有一个需要转移矛盾的政权或一群需要製造混乱的境外势力。
他说你现在衝进去没用，你需要的是方案，不是愤怒。
唐丽娜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打开笔记本，开始写。
不是写那些大词，不是写“民族团结”、“和谐共处”这些报纸社论里的空话。
她写的是南岛族裔聚居区的具体人口比例，泰米尔人社区的失业率，华人商会在暴乱中的损失清单，每个村庄的族群构成和主要矛盾。
徐云舟飘在她身后，看著她一行一行地写，忽然想起在纳塔村的那个夜晚。
她跪在月光下，说“我愿意把自己献祭给你”。
当时她善良而衝动，现在她终於长大了，不是变得冷漠，是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把愤怒变成方案。
四个小时后，会议室的门终於开了。
唐文杰走出来，一脸疲惫。
他看见女儿坐在长椅上，笔还在纸上沙沙地写，愣了一下：
“你来干什么？今天不上课？”
唐丽娜站起来，手里攥著一沓今天刚列印出来的现场照片。
她把照片一张一张摊开在他面前——烧焦的杂货铺，被砸烂的三轮车，蜷缩在墙角的南岛族裔老人，抱著烧焦书包的孩子。
唐文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这件事跟你无关。”
“我不能看著我的朋友变成牺牲品，也不能看著我朋友变成杀人犯。”
唐丽娜说这话的时候，背脊挺得笔直。
她说的是朋友。
杜里亚是南岛族裔，高中时和她同桌，她们一起吃过午饭，一起在操场上跑过步。
现在杜里亚的叔叔躺在医院里，杂货铺被烧成了一堆焦炭。
总统府门口早已围满了记者。
长枪短炮架了一排，闪光灯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有人把话筒懟到她嘴边，用近乎挑衅的语气问她：
“三公主，你站在哪一边？是站在南岛族裔这边，还是站在那些暴徒这边？”
这个问题是陷阱。
选南岛族裔，得罪佛逝国大部分民眾——明天报纸头条就会写“总统之女背弃本国国民”。
选暴徒，等於投降，等於承认排外有理。
周围有记者在低声笑，大概觉得这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会被逼到语无伦次。
唐丽娜看著那个记者，没有躲开话筒：
“我站在佛逝国这一边。”
全场安静了一瞬。
然后快门声炸得更疯了，有人鼓掌，有人低声骂，有人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当晚这句话就会登上佛逝国所有主流报纸的头版。
处理方案很快出台。大哥主张部队镇压，装甲车开进南岛族裔聚居区，机枪架在路口，谁闹事就枪毙谁。
二哥认为顺其自然，那些南岛族裔本就该收拾，让他们吃点苦头才知道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唐文杰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一言不发地听完两个儿子的“方案”。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他们，看向站在门口的三女儿。
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她了——上一次大概还是她拿柔道黑带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这个女儿变了，又说不上来哪里变了。
不是变坏了，是变得让他有点不认识了，像一棵不起眼的树苗忽然之间长出了枝干和锋芒。
唐丽娜一言不发，直接走上街头。
菜市场、寺庙前、被烧毁的店铺废墟旁，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没有讲稿，没有提词器。她就那么站著，对著那些愤怒的、恐惧的、迷茫的面孔说。
她说佛逝国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从唐芳伯下南洋的那一天起，这片土地就是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共同建起来的。
华人把农耕技术和商业网络带到这里，南岛族裔从欧陆漂洋过海而来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一个世纪，泰米尔人的祖先在几世纪前就来这里经商、定居。
还有爪哇人、巴厘人、苏门答腊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神。
她说佛逝国能有今天，缺了哪一拨人都不行。
当年能赶走西方殖民者、重建民主，靠的不是谁人多，靠的是大家愿意相信和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纵容排外，明天就没有人敢来佛逝国投资，后天佛逝国就会变成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不是被战爭打败的，是被自己的狭隘打败的。
她的演讲登上了佛逝国所有主流报纸的头版，標题是《佛逝国二公主：我有一个梦想》。
再后来被翻译成泰米尔语、爪哇文、英文，在南岛族裔聚居区被一字一句地传阅。
由於唐丽娜足够出色的口才和人格魅力，以及她身后那个看不见的军师，被煽动起来的祸乱慢慢平息。
人群散去的菜市场，南岛族裔的菜贩重新把摊子支起来，泰米尔商人也把香料重新摆上货架——东西不多，但至少开张了。
但威胁也隨之而来。
她收到过夹著刀片的恐嚇信，信纸上用剪报拼成的字写著“闭嘴，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她住的公寓门口被人泼过红漆，鲜红的一条从门缝往里渗，像一条凝固的血跡。
甚至还有境外组织派来杀手。
但是，那些杀手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噩梦。
明明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怎么看都是最轻鬆的猎物，怎么就一次次失手？
那些顶尖杀手一个接一个折在佛逝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后来境外组织復盘了三次，都没搞明白那些同僚是怎么栽的。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暗处把他们的每一步都算死了。
室友嚇得搬走了，她一个人住在那个门缝里还残留红漆的公寓里，每天照常上课，照常去图书馆，照常在笔记本上写那些密密麻麻的方案。
因为有先知在旁边，她无所畏惧。
唐丽娜说好，我在这里等。
那场会议开了四个小时，她在门厅的长椅上坐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里，徐云舟从歷史、经济、国际政治的角度，把这场暴乱的来龙去脉拆解给她听。
他说这不是偶然，是有人在背后点火——西方势力想在东南亚復刻顏色革命，佛逝国是跳板。
他说排外骚乱从来不是底层民眾自发的，每一场排外骚乱背后都有一个需要转移矛盾的政权或一群需要製造混乱的境外势力。
他说你现在衝进去没用，你需要的是方案，不是愤怒。
唐丽娜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打开笔记本，开始写。
不是写那些大词，不是写“民族团结”、“和谐共处”这些报纸社论里的空话。
她写的是南岛族裔聚居区的具体人口比例，泰米尔人社区的失业率，华人商会在暴乱中的损失清单，每个村庄的族群构成和主要矛盾。
徐云舟飘在她身后，看著她一行一行地写，忽然想起在纳塔村的那个夜晚。
她跪在月光下，说“我愿意把自己献祭给你”。
当时她善良而衝动，现在她终於长大了，不是变得冷漠，是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把愤怒变成方案。
四个小时后，会议室的门终於开了。
唐文杰走出来，一脸疲惫。
他看见女儿坐在长椅上，笔还在纸上沙沙地写，愣了一下：
“你来干什么？今天不上课？”
唐丽娜站起来，手里攥著一沓今天刚列印出来的现场照片。
她把照片一张一张摊开在他面前——烧焦的杂货铺，被砸烂的三轮车，蜷缩在墙角的南岛族裔老人，抱著烧焦书包的孩子。
唐文杰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这件事跟你无关。”
“我不能看著我的朋友变成牺牲品，也不能看著我朋友变成杀人犯。”
唐丽娜说这话的时候，背脊挺得笔直。
她说的是朋友。
杜里亚是南岛族裔，高中时和她同桌，她们一起吃过午饭，一起在操场上跑过步。
现在杜里亚的叔叔躺在医院里，杂货铺被烧成了一堆焦炭。
总统府门口早已围满了记者。
长枪短炮架了一排，闪光灯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有人把话筒懟到她嘴边，用近乎挑衅的语气问她：
“三公主，你站在哪一边？是站在南岛族裔这边，还是站在那些暴徒这边？”
这个问题是陷阱。
选南岛族裔，得罪佛逝国大部分民眾——明天报纸头条就会写“总统之女背弃本国国民”。
选暴徒，等於投降，等於承认排外有理。
周围有记者在低声笑，大概觉得这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会被逼到语无伦次。
唐丽娜看著那个记者，没有躲开话筒：
“我站在佛逝国这一边。”
全场安静了一瞬。
然后快门声炸得更疯了，有人鼓掌，有人低声骂，有人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当晚这句话就会登上佛逝国所有主流报纸的头版。
处理方案很快出台。大哥主张部队镇压，装甲车开进南岛族裔聚居区，机枪架在路口，谁闹事就枪毙谁。
二哥认为顺其自然，那些南岛族裔本就该收拾，让他们吃点苦头才知道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唐文杰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一言不发地听完两个儿子的“方案”。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他们，看向站在门口的三女儿。
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她了——上一次大概还是她拿柔道黑带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这个女儿变了，又说不上来哪里变了。
不是变坏了，是变得让他有点不认识了，像一棵不起眼的树苗忽然之间长出了枝干和锋芒。
唐丽娜一言不发，直接走上街头。
菜市场、寺庙前、被烧毁的店铺废墟旁，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没有讲稿，没有提词器。她就那么站著，对著那些愤怒的、恐惧的、迷茫的面孔说。
她说佛逝国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从唐芳伯下南洋的那一天起，这片土地就是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共同建起来的。
华人把农耕技术和商业网络带到这里，南岛族裔从欧陆漂洋过海而来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一个世纪，泰米尔人的祖先在几世纪前就来这里经商、定居。
还有爪哇人、巴厘人、苏门答腊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日，自己的神。
她说佛逝国能有今天，缺了哪一拨人都不行。
当年能赶走西方殖民者、重建民主，靠的不是谁人多，靠的是大家愿意相信和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纵容排外，明天就没有人敢来佛逝国投资，后天佛逝国就会变成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不是被战爭打败的，是被自己的狭隘打败的。
她的演讲登上了佛逝国所有主流报纸的头版，標题是《佛逝国二公主：我有一个梦想》。
再后来被翻译成泰米尔语、爪哇文、英文，在南岛族裔聚居区被一字一句地传阅。
由於唐丽娜足够出色的口才和人格魅力，以及她身后那个看不见的军师，被煽动起来的祸乱慢慢平息。
人群散去的菜市场，南岛族裔的菜贩重新把摊子支起来，泰米尔商人也把香料重新摆上货架——东西不多，但至少开张了。
但威胁也隨之而来。
她收到过夹著刀片的恐嚇信，信纸上用剪报拼成的字写著“闭嘴，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她住的公寓门口被人泼过红漆，鲜红的一条从门缝往里渗，像一条凝固的血跡。
甚至还有境外组织派来杀手。
但是，那些杀手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噩梦。
明明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怎么看都是最轻鬆的猎物，怎么就一次次失手？
那些顶尖杀手一个接一个折在佛逝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后来境外组织復盘了三次，都没搞明白那些同僚是怎么栽的。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暗处把他们的每一步都算死了。
室友嚇得搬走了，她一个人住在那个门缝里还残留红漆的公寓里，每天照常上课，照常去图书馆，照常在笔记本上写那些密密麻麻的方案。
因为有先知在旁边，她无所畏惧。